即使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建筑师之一，张永和仍然无法逃脱资本、甲方与自己建筑理念的纠结。但他并不逃避，他是一位入世的建筑师，有着用建筑改变社会的野心

　　本刊记者/万佳欢(发自上海)

　　10月21日，黄浦江边，张永和拉着行李箱、拎着西服袋，风风火火地上了出租车。

　　设计过北京席殊书屋、长城脚下公社的二分宅、世博会“魔方”等作品的张永和也许是中国当下最炙手可热的建筑师。三年前，他结束了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的5年任期，又当上了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奖评委。他五十来岁，已经有人把他称作“中国现代建筑之父”。虽然他本人并不认可。

　　张永和在出租车上坐定，缓了一口气。他暂时结束了自己在上海西岸建筑与当代艺术双年展的总策展人工作，但他为这次展览带来的建筑“垂直玻璃宅”尚未完工。车窗外，一些在江边散步的人正在经过这栋又高又方的建筑，好奇地探头向里张望。

　　“我们希望以后一些来上海的艺术家可以在里头住上一两个晚上，”张永和语速不快，一口京片子，“那天碰到音乐家谭盾，他挺灵的，说这个地方可以做演出。可是每次演出观众不能太多。”

　　垂直玻璃宅乍一看十分朴素，像一座大木屋，但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它的墙体封闭，竟然没有普通意义上的窗户。推门进去，整个屋子却亮亮堂堂、通通透透——它顶上是玻璃屋顶，中间是几层玻璃楼板，阳光很轻松地透过它们洒满全屋。

　　垂直玻璃宅其实是张永和20多年前的一个老创作，纯为个人兴趣而作，他把它称为“一次单纯的经验”。

　　借这次双年展的机会，张永和终于把它盖了起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李翔宁评价，垂直玻璃宅是张永和对多年前一个冥想空间的再创作，成为他“个人思想史脉络的注脚”。

　　张永和认同这个评价。他如今的困境是大部分建筑师都会面临的：商业项目与个人建筑观念之间难以调和。在中国做了20年建筑，他逐渐熟悉如何在政府、大资本、施工方的制约之下“戴着镣铐跳舞”;此外，建筑师的身份又使得他必须更具社会性、更勇于直面公共话题。20年过去，他形容自己“每一天都很累”。

　　2012年秋冬，他刚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做了一次个人建筑回顾展，它跟黄浦江边的垂直玻璃宅目的一样：“有时候会忘了自己喜欢的建筑是什么，得把之前做建筑设计的感觉找回来。”

　　“我很少有盖这种建筑的机会”

　　10月20日，西岸双年展的中国当代建筑高峰论坛快结束时，台下一个观众站起来提问：“垂直玻璃宅项目是否有大批量实施的考量?”张永和摇了摇头，接着用他的一口京片子开起了玩笑，“不过你要是成了业主，希望你能请我盖一溜儿。”

　　恐怕没有太多业主能够接受住在这样的一栋“过于特别”的房子里，除了张永和本人。在北京郊区，他的一栋房子就是自己设计的，也没有窗子——从建筑学角度上说，他一直特别不喜欢柱子和窗子——但光线同样充足，屋内甚至还有一个院子。

　　张永和一直对玻璃房子感兴趣，因为这个命题跟大自然有关系。有一段时间他总琢磨，有没有属于城市的玻璃宅?进行反向思维之后，他把普通屋子给竖了起来，在天与地的垂直方向接触大自然，周围墙壁变成了实的。如此，可以探讨建筑垂直向度上的透明性，也解决了私密性的问题。

　　实际上，垂直玻璃宅是一个城市里的“室内四合院”。它使用了城市里最普通、最常见的材料混凝土，可建造的方式又有一点点不同——用本板做模，让混凝土具有木头纹理，使其看上去更像田园时代里的一栋木屋。跟张永和其他一些建筑作品类似，垂直玻璃宅在趣味上偏于简单朴素。

　　他最早的设计灵感来自于很久以前日本现代舞蹈团“山海塾”的表演，一帮浑身涂满白粉的男人起舞，让他对一定程度上抽象的、在住宅里居住的人体有了一个想象。另一方面，他读了“竹林七贤”之一刘伶的故事，印象很深——刘伶在家也不穿衣服，因为天地是住所，房屋为衣裳。人家一进屋发现刘伶不穿衣服，十分震惊，他倒说：你怎么从我的裤腿进来了?

　　张永和希望，垂直玻璃宅能够表达一种个人、私密和公共的关系。从内部看，它的整套家居系统完全透明可见，阐释了“建筑是居住的机器”理念;而它作为一个公共建筑艺术摆在黄浦江边，只有推门进去，人们才会发现这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私密的世界。

　　“从建筑材料和空间的角度，越公共、越私密。”张永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不是那种喜欢打坐、禅修的人，但他觉得，这个地方比较适合一个人在里面安安静静地呆上一会，感受光线、影子，看云飘过。

　　在地标建筑、大建筑泛滥的当下中国，很多人看建筑，都是先看外型、形状，越雕塑化、越刺激越好。张永和感兴趣的则是建筑中的多层意味，“很多人不会知道这些内涵，不知道也没关系，知道了就更有意思，”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很少有盖这种(垂直玻璃宅)建筑的机会。”

　　“前提是你不先被不确定性折磨崩溃”

　　往回推20年，张永和也没想过，自己能把“垂直玻璃宅”真给盖起来。“很幸运，”他说，“建筑是一件很商业的事，我挺明白的，但真正把自己对建筑认识放进去，特别难。”

　　学建筑的人都想把房子真正盖起来，尤其是自己喜欢的房子。1993年，张永和成立了“非常建筑”事务所，跟太太鲁力佳一起尝试回国寻找机会。此前的很多年里，他只能一边在美国大学教书，一边在纸上“盖房子”。

　　办公地点最早是在张永和的父亲张开济家里。张开济是天安门观礼台、钓鱼台国宾馆的设计者，“设计了大半个北京城”。但张永和很快决定出去租房——他和父亲对于建筑的看法不一致，常常发生争执。一次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采访张开济，张永和对着镜头实话实说：“我和父亲除了面貌相像外，建筑理念都不相同。”

　　后来，张永和和鲁力佳在中央民族学院里租了一间没有暖气的连接两栋楼的廊桥，交通工具是两辆破自行车，在父母家解决吃饭问题。

　　一开始，“非常建筑”根本没活干。有的业主对“个体户”不放心——那时候，国内大部分建筑师都呆在体制内设计院里，有人说“非常建筑”是第一家完全体制外建筑事务所，即使不是，它也算是建筑行业里最早的“个体户”之一。

　　有的业主无法接受张永和的设计，认为里头“没有装饰”。体制内的人则觉得张永和是在胡闹，真心实意地劝他：“你也干点正经事吧。”

　　与别的行业不同，建筑师需要社交，并跟大资本打交道。张永和没有这方面的人脉，又不肯“把商业项目商业做”，在回国的头五年里一直经营惨淡。第一个完成的项目是他自己的公寓改造，然后才是装有玻璃夹层、“书车”的席殊书屋，再之后是中国科学院的晨兴数学中心，此时已是1998年。他们的收入很少，只能雇些学生帮忙。

　　“当时的理想就是回国盖一个房子就走，”鲁力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之所以没走，就是因为老盖不好，所以一个接一个地盖下去了。”

　　后来，“非常建筑”渐渐有了名气，但要盖起一个房子来仍然很不容易。张永和形容，每一个项目都是一场“恶战”，并且经常是以建筑师一方的失败而告终。

　　他抱怨有的业主，“有的要供个关公，有的要金碧辉煌，你说怎么办?”除了资本，建筑师还要应付来自政府、施工队的不同问题。2008年，他参加了前门一带的改造项目，“结果真糟糕，”他对这个项目很不满意，“过程中有太多问题费劲极了。”而前门只是他接到过的棘手项目之一。

　　鲁力佳觉得，他们的脾气都变得愈发暴躁，“张永和原来在美国从来不发火，即便愤怒，一般来说也还可以控制。在国内，经常没法控制。”

　　前段时间，“非常建筑”接到一个建造酒庄的项目。设计通过后，选择了当地传统的夯土技术，但当地的习惯做法相当落后。建筑师带工人夯了三次样板墙，把技术教给他们，但造价变高，于是业主变卦了。此时，事务所前后已经跟对方沟通了半年。

　　张永和焦灼地等了一个多月，终于接到了对方确认继续使用夯土做法的通知。他一下子情绪失控，在办公室里号啕大哭起来。这是他第一次为工作的事掉眼泪。

　　在西岸双年展里，他这样回答李翔宁关于“如何应对中国当代社会不确定性”的发问：“中国目前处在一场剧烈的文化大转型的过程中，不确定性意味着个人参与定义新文化的机会，前提是你不先被不确定性折磨崩溃。”

　　“一个建筑师参与社会的方式”

　　张永和算是中国最早的“明星建筑师”之一。除了建筑设计，他还跨界设计服装，设计家具、首饰，做过一个有点儿像胡金铨《空山灵雨》的微电影《影捉影》，脑子里现在还放着三个电影剧本。

　　媒体总喜欢就这些方面向他发问，但他说起这些个人兴趣，“跟说八卦似的”。面对媒体，他更愿意讲些社会性问题。“这个是我做建筑师的责任心的冒泡。” 张永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做了20年建筑师事务所，他总是抱怨、老想放弃，可是最终也没放弃。实际上，在北京前门改造项目结束后，他曾说：“就算盖得只好了一丁点，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建筑师参与社会的方式。”

　　实际上，张永和是一个积极入世、介入公共事务的人。他常常在媒体上谈到，更应该关注城市环境、城市规划等比建筑更大的领域，而不该把目光集中在央视新大楼这样的建筑上。

　　但张永和并非一开始就具有社会意识，而是有过一次转变。1980年代，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接触到一些批判资本主义的左派知识分子——在城市规划这个领域，美国的绝大多数教授、老师都是左派知识分子。起初他很不接受他们的观点，他回忆：“那时候刚刚从中国出去，对政治也厌烦，好像对资本主义也不那么反感，就是觉得这些知识分子非常幼稚，放着好日子不过。”

　　1990年代，中国开始走向市场经济，这个变化和其中的机遇让张永和兴奋。而回国后，他渐渐发现市场经济的方式实际上也有很多问题。

　　“回国后，我发现国内有很多不公平，不对劲的地方，”他说。比起父亲张开济的工作年代，如今建筑师的地位已经提高了很多，但那个年代做建筑还是拥有一种今天不可能拥有的特殊优势：相对单纯。

　　“美国实际上比欧洲已经很差，但在社会关怀方面还是比中国强，” 张永和说。他不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可是潜意识里总会对此做出判断。很久以前，“非常建筑”曾经在重庆开发区江边设计一栋楼。当时没人说明不可以在沿江地带盖楼，但张永和想：如果所有人都这么盖房子，普通人怎么看江景?他跟业主协调：在不影响建筑使用的情况下，能否在中间开几个洞?别人过来，还看到江景。

　　这栋房子最后顺利地开了洞，但现在被拆迁了。“我们那房子三层，我估计后来又盖了更高的。”张永和说。

　　两年前，有人找到他，提起北京前门大栅栏的改造有一个新模式：在不破坏城市肌理、胡同宽度、建筑高度的基础上，按户主意愿，一户户地进行小规模、零敲碎打的改造——不是一刀切地拆了重盖，而是新旧掺杂。张永和十分认同这个做法，“房主往往想象不到如何更新、修缮房子，建筑师可以在里面扮演一个更社会化的角色，不是设计，而是帮房主出点主意。”他很感兴趣，特别愿意参与，“表了半天决心”。

　　在张永和看来，建筑师理应是一个积极的行业，要相信能通过自己的工作改善人居环境。“你要不参与、不乐观，你就做不了建筑师了。”他说。